作者序
曾經有人找我寫自傳，我一概婉拒；之後也有人建議我找人代筆，但我依然對於一本完全以我個人為主題的書，感到某種反感。我從沒寫過日記，每次嘗試往往不超過兩頁就放棄了，那麼，這本書豈不是我的第一個矛盾。這本書比較像片段式自傳，不夠完整，還帶點撲朔迷離。不過，我想已足以讓各位讀者對我作為導演、幻想家（作家），還有我的形式作風是如何讓這些人生角色錯綜交織，能有最全面的認識。但是這本熱騰騰出爐的書還看得到其他矛盾處，我從沒寫成日記，書中卻出現四篇與這個說法相反的內容：〈最後的夢〉，談到我母親的過世；〈再會了．火山〉，我到墨西哥迪坡斯特蘭（Tepoztlán）探訪查維拉（Chavela）；〈追憶空虛的一天〉，以及〈一本蹩腳的小說〉。這四篇精準捕捉了我的人生片刻，整本書就像是故事集（我把每一篇都稱作故事，不分種類），呈現我所寫的、所拍過的，和所活過的之間緊密交纏的關係。
蘿拉．賈西亞（Lola García）把這些故事和其他許多故事，全都歸檔放在我的辦公室。蘿拉是我的助理，她除了幫我處理這件事，也處理其他多如牛毛的雜務。她從我多次搬家的混亂中，救出好幾個老舊藍色檔案夾，並整理出這些故事。她和浩門．波菲爾（Jaume Bonfill）決定讓故事重見天日。我從寫完之後不曾再看過一眼，蘿拉幫我歸檔，最後我還是忘了它們的存在。幾十年過去了，若不是她提議我再翻閱一下，我從未動念再讀這些故事。蘿拉精挑細選出幾篇，要看我讀了之後有什麼反應。我利用《荒漠斷背情》（Extraña forma de vida）前製和後製時的一些零碎時間，讀得津津有味。我沒再多加潤飾，因為我想要回憶當時的自己，重溫當初寫下的原汁原味，見證我從取得兩個高中文憑畢業之後，如何改變自己的人生和周遭的人事物。
我從孩提時就知道自己想當作家，經常寫些東西。我了解自己的文學志向，但我對於耕耘努力的結果沒有把握。本書其中兩篇談到我對文學和寫作的著迷：寫於1967年至1970年裡某幾天下午的〈米蓋爾的生與死〉和2023年才寫的〈一本蹩腳的小說〉。
我重新閱讀其中幾篇故事，回憶起是在哪裡以及如何寫下這些文字的。我彷彿看見自己在馬德里加萊霍鎮（Madrigalejos）老家院子的葡萄樹下，對著打字機寫下〈米蓋爾的生與死〉，一旁掛在繩子上的是一隻噁心的剝皮兔子，好像一支大蒼蠅拍。或者1970年代初我在西班牙電信公司的辦公室裡，忙完工作後開始偷偷摸摸地寫作。當然，還有在我住過的不同屋子裡，面對一扇窗戶寫作。
這些故事是我電影作品的衍生篇章，有時候直接反映了我寫作當時的生活片段，或者在多年之後搖身變成一部電影（《壞教慾》〔Lamala educación〕和《痛苦與榮耀》〔Dolor y gloria〕的某些片段），又或者將來可能拍成電影。
所有的故事都只有起頭（當時都沒寫完），許多篇的誕生是為了逃離生活的乏味。
1979年，我創作了一個集各種荒誕於一身的角色─佩蒂．狄芙莎（Patty Diphusa，〈性感偶像的告白〉）；在新世紀開始時我寫下了〈最後的夢〉，記錄我成為孤兒的第一天。接下來的創作─包括〈苦澀的耶誕節〉在內，我還加入關於查維拉的橋段，她的歌聲曾以難忘的方式出現在我的幾部電影中─我的視線回到自己身上，看見自己變成筆下〈再會了，火山〉、〈追憶空虛的一天〉和〈一本蹩腳的小說〉的新角色。這個新的角色，雖然和佩蒂相反，卻又和她是一體的。進入新世紀後，我比以前陰沉、嚴肅和憂鬱，少了自信，沒安全感，多了點恐懼；而我能從這裡汲取靈感。從我執導的電影，特別是近六年來的作品，都能窺見這些痕跡。
一切盡在本書中；我也發現，早在1970年代初剛到馬德里時，我已經變成了後來的自己。〈不速之客〉在2004年拍成《壞教慾》，以及如果我當初有錢，說不定就會以〈失心美人胡安娜〉或〈鏡子儀式〉作為導演處女作，再繼續拍我後來完成的電影。而抵達馬德里之前，我還有一些在1967年至1970年之間寫的故事，〈贖罪〉和先前提過的〈米蓋爾的生與死〉。在這兩篇故事中我發現，一方面我當時剛從高中畢業，另一方面這三年和家人住在馬德里加萊霍鎮，我正沉溺於年少時期的憂愁，害怕自己永遠困在小鎮無法離開，需要儘快逃離那裡到馬德里。
我試著原封不動保留我寫下的故事，但我承認，我還是忍不住潤飾了〈米蓋爾的生與死〉，因為故事風格太過矯揉造作，但我尊重原先的風貌，只稍加修改。這是我在五十多年後重新回味，最感驚豔的一篇。我依然清楚記得，故事的主軸是倒述主角的一生。這是最重要的，而且請容我說這頗具原創性。幾十年之後，我曾想過《班傑明的奇幻旅程》其實是剽竊我的點子。這篇故事本身很普通，呼應我當時閱歷不多的人生旅程，但重要的是這個創意。如今重讀，我發現這故事主要是敘述回憶，和面對歲月腳步的無可奈何。我相信，這正是當初寫下這個故事時我腦海中所想到的，而我驚訝的是後來竟然遺忘了。時至今日，所有描述1970年代的故事依然常見宗教教育的題材。
我在1979年創造了佩蒂．狄芙莎這個角色，是我徹底的轉捩點，這一定得在1970年代末尾的混亂時期才寫得出來，不能提前也無法延後。我的腦海浮現當時的自己，坐在打字機前，以飛快的節奏做各種嘗試、生活和寫作。我成為孤兒的第一天，以〈最後的夢〉為一個世紀畫下句點，我認為這短短的幾頁是我創作至今的最佳內容，所以加入了這一篇。這不代表我是個好作家，除非我能寫下至少兩百頁同樣品質的內容。我能寫下〈最後的夢〉，一定得是母親百年之後。
除了《壞教慾》與〈不速之客〉的關係外，本書有許多題材，已
化為我的電影。其中一篇是出自我對考克多（Cocteau）的獨幕劇《人
聲》（La Voix Humaine）的著迷，而這出現在《慾望法則》（La ley del
deseo），也出現在初版的《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》（Mujeres al borde de un ataque de nervios），並再次現蹤在《破碎的擁抱》（Los abrazos rotos），最後在兩年前變成蒂妲．史雲頓（Tilda Swinton）演出的《人聲》（eHuman Voice）。我也在〈男女變變變〉談及在《我的母親》（Todo sobremi madre）出現的一個重要元素：折衷主義，混合的不只是性別，還有深深影響我的作品，除了考克多的獨角戲，還有改編自田納西．威廉斯作品的《慾望街車》（A Streetcar Named Desire；我的製片公司就叫慾望無限電影公司〔El Deseo〕），和約翰．卡薩維蒂（John Cassavetes）的電影《首演之夜》（Opening Night）。凡是到我手中或經過我眼睛的東西，我都加以消化融合變成自己的，不過尚未達到〈男女變變變〉裡的雷歐的本領。
我在後現代主義爆炸時期當上導演，靈感來自四面八方；各種風格和時代共存，不存在任何對形式或性別的偏見，也不存在市場考量，唯一存在的是活在當下和做想做的事。對我這種想吞下世界的人來說，這是個理想的大補湯。
我的靈感，可以來自童年前期所在的拉曼卻（La Mancha）院子，或陰暗的搖滾波浪文化沙龍（Rock-Ola），如果有必要，我會在童年後期度過最悲慘歲月的地點停下腳步，也就是那間恍若監獄的慈幼天主教學校。那是充滿痛苦和光輝的幾年，可怕的學校拉丁文彌撒恍若原聲帶播放，而我擔任合唱團的獨唱（《痛苦與榮耀》）。
現在我可以說，形塑我的三個地點是：拉曼卻的院子，婦女在那裡織棒槌蕾絲、唱歌，以及聊整個村子的是非；1977年到1990年間馬德里放浪形骸的熱烈夜晚；還有1960年代初我在慈幼天主教學校所受的可怕宗教教育。所有精華都濃縮在這本書，再加上其他元素─慾望製片公司製作了我的電影，也製作了瘋狂、主顯節，還有不得不遵從的律法，彷彿我們是一首波麗露舞曲歌詞中的主角。
